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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新乐遗址50年考古历程，从专业考古角度来观察，新乐遗址见证了我省乃至东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从稀缺到多见的发现过程。就像结识一位新朋友，考古人员对于新乐遗址没有“一见钟情”，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试探、存疑。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新乐遗址的年代：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真的会有距今7200年的文化遗存？

后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新乐遗址只是我省诸多史前文明考古发现中的一处。著名考古学家孙守道、郭大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辽宁环渤海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行汇总：在不到20年间，辽沈大地发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8处。新乐，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然而，人们的疑问却在进一步加深：7200年前，新乐文化会有这么先进吗？

类似的疑问由来已久，毕竟，从专业考古角度观察，新乐文化表现出了太多的先进性。比如，遗址出土的一粒鼓形玉珠，中间钻孔直径只有2毫米，人们疑惑：这是7200年前的东西吗？遗址出土的煤精制品中有一个三曲形的泡形器，我国此前的考古研究发现，在唐宋时期才见到三曲、四曲等器物造型，并且不多见。新乐先民的创造能力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如今，考古人员得出了结论：敲砸器是新乐先民的重要生产工具，磨制石器规范的造型是先经过敲砸琢形再磨制完成的。这一研究成果又为人们认识同时代的其他考古现象打开了一条重要通道。

1986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新乐遗址称为与沈阳故宫齐名的“沈阳两宝”。在此前一年，他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新乐遗址在苏秉琦的眼里，是一颗闪亮的星。

经过了50年，新乐遗址出土的鸟纹权杖仍然是我国存世最早的、精美的木雕艺术精品，所创造的木柱础石仍然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范例，所使用的煤精制品仍然在继续改写人类用煤的历史。

当我们用中华文明探源的视角来回望新乐先民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就会恍然大悟：我们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并不是空中楼阁，文明的火种早已播种在了辽宁的大地上。

来源：辽宁日报